范德均自
2007年从监狱出来之后，开始实名向媒体举报四川长虹，之前7年，他因为和长虹的恩怨而坐牢7年。从举报内容看，证监会、税务部门很容易查明，因为，他举报的虚增销售收入，一查税务发票即知，长虹的说法，“提货凭证的保存期是5年，销毁了，而和长虹发生交易的公司被吊销”，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一样该有会计凭证，而这一切证据，都消失了。之后，四川证监局和四川税务局根据长虹自己的陈述，葫芦僧审葫芦案，认为长虹没问题，这种结论明显没有任何公信力。政府包庇巨型国企也就算了，随之而来的是，范德均被绵阳警方抓了，罪名是虚开增值税发票。
从媒体报道看，所谓范德均虚开发票，是因为他在负责长虹湖南地区销售部时，和A签合同，A付了钱，根据A的指示，他把货发给B，发票依据合同开给了A，而警方认为发票应该开给B，这连一点民法的基本常识都不讲，更毋庸谈刑法。这种商业行为是非常合法的，并不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。民谚云：民不与官斗，穷不与富斗。地处绵阳的国企巨无霸四川长虹，既是“官”，又够富。范德均在绵阳就成为了绵羊。
我国司法机关地方化的问题，已经是老生常谈，由于公检法的财政、人事均受制于地方，因此，所谓的国家司法，实则是地方司法，地方司法有时又异化为豪门的凶器。得罪地方政府或者地方豪门而被抓，范德均并不是第一个。在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之前，范德均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牺牲者。
如今，讲应然的话，已经无人要听，谁不知道，法律应该公正，司法应该相对独立，然而，这么多年，光听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。关键的原因还是要真正落实公正司法。孟子说过，为政不难，在于不得罪于巨室。改革之难，在于要得罪巨室。不得罪巨室，最后必然牺牲了如范德均一样的弱势百姓。
雅典的梭伦说，我拿着大盾（法律），保护着穷人和富人。法律其实就是一种衡器，他平衡很多人的利益，最终保护着穷人和富人。如果法律一直倾斜于豪门，甚至成为一些豪门打击弱者的凶器，那么笔者真不知道，穷人的武器是什么？
